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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男人的女人——记扬剧表演艺术家金运贵

时间:2006-07-01 22:18来源: 作者: 点击:




 

要做男人的女人


 

——记扬剧表演艺术家金运贵

 

  贺毅武 景广明

整理:颜岭

 

 

 

这决不是剧照。

照片上有两个人。一个坐着,一个跪着。

跪着的低头曲背,双手着地,是个可怜巴巴的女人。

这跪着的女人就是金运贵。

她不跪,也不说,默默忍受着粗野的斥骂和暴怒的拳脚。

她被打倒在地。她想大哭,大喊,大骂,但她倔强地忍住。她怕惊吓了孩子。

刚过了百日的孩子还是被吓哭了,她慌忙将他搂紧,低着头,让躬起的脊背承受粗暴的殴打。

“说!究竟到哪儿去了?”暴怒将声音撕裂。

她猛然扬起头:“学戏去了!”

“什么?”

“学扬州戏去了!”

就在前几天,邻居招弟和大桔子约她去学扬州戏。她看看怀里的孩子,犹豫了许久,还是去了。她虽然生在上海,长在上海,却生活在扬州人的圈子里,从小受到它们的照顾,她对扬州话那种悠长柔和的语调倍感亲切,还会唱不少扬州小调。

她们学戏的地方在杀牛公司后身,叫“新新社”。这是扬剧历史上第一个女子扬剧班。

“我叫刘秀卿,今年十九岁。”他回答。

几位老师打量着她:面容俊秀,亭亭玉立,目光明亮,颖慧中透着股男儿气。

“……唔,好!不过……唱戏很苦啊,你带着孩子……”

她低头看看孩子,双眼含泪:“……就是为了孩子,我才来……”

于是她从事扬剧事业了。时为一九二四年。

“新新社”最初只有四个学员,一律新字排行,刘秀卿的艺名叫新善贞。从此,她每天早早起床料理家务,待男人吃好饭刚出门,她便抱起孩子偷偷去学戏。早春二月,寒风料峭,孩子的嘴唇冻得乌资,她却累得遍体流汗,她喘息着,脚步匆匆,那隐隐锭出新芽得干枯树枝从她头上轻轻拂过……

今天她回家略迟了些,她男人便似抓住了贼,又听说是学戏,干那“下九流”得勾当,更暴怒如崩山石……

“还唱不唱?唱不唱?”

“……唱!”

“我让你唱!让你唱……”

她嘴角流血,咬着牙。你打吧!打吧!打死我省得受活罪,打不死我就要活得象个人!

    

十六岁时,当她第一次成了这男人的女人,他就没把她当人。那天夜里,她哭过、喊过、反抗过、挣扎过,但一切都徒劳,这男人越发亢奋,一边格格格狞笑,一边乖乖肉地乱叫,象猛兽撕扯猎物,又抓,又掐,又咬,呼哧呼哧喷出一股股混杂着烟酒葱蒜味的腥臭,然后是一番粗暴地蹂躏。“谁让你是女人!谁让你是女人呢?”他咕噜着,象是训斥,又象劝说。然后又兽性大发……,直至天亮,那男人才打起响而怪异地呼噜。


 

她精疲力尽瘫软如泥,她吓坏了,只敢无声地流泪,胸部、腹部、腿部火辣辣疼,从此身上便没少过一道道血痕,一块块青紫,一处处高低不平的牙印……


 

这就是命吗?沉沉黑夜似铁,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在黑暗中瞪大双眼。


 

父亲说过,生她那天外婆刚好摇到个会,外婆高兴极了,连说转运了转运了,有运就命贵,于是给她起了个小名叫运贵。父亲又请人为她起了个大号叫刘秀卿。转眼十六年了,她成了姑娘,秀是挺秀的,何曾走过运?周岁时丧母,七岁就跟在父亲的铜匠担后串街走巷,帮着錾铜钻花嵌螺片。后来父亲赌钱欠了债,被逼得走头无路,只好赔出女儿。这样,四十几岁的张国权便成了十六岁的运贵的丈夫。这样,运贵便下了火坑,进了地狱。


 

张国权在警察局当巡警,这个天津人脸相凶残,脾气暴烈,靠打人吃饭, 她酗酒嗜赌,喝了酒输了钱打老婆,赢了钱喝了酒也打老婆,虐待成癖,前面三个老婆一个被折磨死,一个自尽上吊死,一个跑了侥幸没死。运贵是他的第四个老婆。


 

新婚第四天,张国权吃完早饭一抹嘴:“把这些家什理一理。”说完一摇二摆晃出门。


 

运贵不知什么意思,顺着他手划的圈子看去,桌子、椅子、梳妆台、还有茶几上的细瓷茶盘、金边茶碗。大概是要来客人?让我收拾一下?她不敢怠慢,便按自己的意思重新摆放。


 

刚刚收拾号,张国权领着三、四个人来了。运贵忙端起茶盘,茶盘被来人截取;她掸椅子,椅子被人扛走。她惊呆了:“你,你们……”


 

“叫什么?”张国权一瞪眼,“这屋里除了你和这破床是我的,其他都是借的。”


 

“……骗子!流氓……”


 

运贵从小根父亲串街走巷,野惯了,要强得很,脾气气质象男孩。张国权哪容得?举手便打,运贵拼命相抗,怎敌得了?终于被打得起不了床,又气,几天粒米未进。这几天张国权却照样行使做丈夫的特权,而且丝毫未改那凌虐的习性。


 

“……说!还唱不唱?……”张国权边打边吼,气喘吁吁。突然,他一个愣征,心头掠过一片阴影,不由自主收住他的拳脚。


 

运贵此时仍然俯身在地,一边护着孩子,一边微侧着脸,目光死死盯住张国权。这是一双什么样的目光啊,仇似剑,恨若火,阴冷如冰雪,令人不寒而栗。张国权知道这目光意味着什么。他第一次见到这目光是在新婚后不久。

    

那次运贵的外婆和姨娘从湖北老家来看她。她象见了救星。她哭,外婆和姨娘也哭;她骂,外婆和姨娘也骂;她要离婚,离!离!这不是人过的日子!外婆和姨娘跟着嚷。可是,父亲不坑声,低着头,噙着泪,脸铁青,许久,沉沉吐出两个字:不行!


 

父亲难啊!要离婚就要还赌债,离了婚的女人就不值钱啦!再说还要和张国权这恶棍结下怨,往后的日子还怎么过?父亲从湖北黄陂来上海二十年,深知这十里上海滩,处处鬼门关。


 

外婆和姨娘终于伤心地走了。临行那天,运贵不顾张国权的阻拦,半夜里偷偷跑到码头上送行。汽笛响了,船离岸了,哗啦啦犁开波浪,渐渐消失在迷乱的薄雾中。运贵的泪流干了,希望破灭了。


 

刚到家,早就等着她的张国权便发了淫威。奇怪的是,运贵这次没哭,没喊,也没反抗,拼命地忍着,只是用怪异地目光盯着他。张国权没在意,依然打,直到累了为止。半夜里,一声轰响将他惊醒。他开灯,灯不亮,划亮火柴。发现运贵倒在地上人事不省。原来运贵想触电自杀,保险丝断了,没死成。


 

以后运贵又自杀过几次。自杀前她去了济良所,人家不收。回来后就吞食红火柴头,吞了七盒再也吞不进了,胃似刀搅般疼,连吐了十几天红水,从此给胃种下病根。


 

张国权不得不稍稍收敛。他并不富裕,也不年轻,从哪儿再娶一个象运贵这样如花似玉地老婆?让她死是极不合算地。


 

此刻,张国权面对这种目光,不由心中发虚,他知道运贵是铁了心,便虚张声势吼了几句作收场的台阶:“老子养活你,给你吃,给你穿,白吃饭还去唱戏?……好,你唱,你要是误了我的饭,带不好孩子,我要你的命!”


 

从此运贵便公开学戏了,他憋着口气,一定要学好戏。“白吃饭?”她不信自己养不活自己,养不起孩子。她决心去挣钱,这世界没钱不能活。妈妈为什么年轻轻就病死?没钱请医生;自己为什么没读过书?没钱上学;父亲为什么将自己嫁给张国权?没钱还债。钱钱钱,她认准了一条理,只有钱能救自己,只有钱才能使她活得象个人。要有钱,就要学好戏。所以,她学得特别认真。


 

每天,张国权一离家,她便抱着孩子匆匆往剧社赶,随便找个地方让孩子睡下,就投入排练。孩子醒了,哭了,她心疼如绞,却要随着剧情开心地大笑。孩子闹得厉害,影响了排练,她不能抱着哄,也不能用奶头去抚慰,只好拿根萝卜干,塞进孩子的手中任其吮吸。半天下来,萝卜干吮白了,孩子的嘴唇也吮白了,还渗出细细地血丝。运贵的心也滴着血。

     

运贵开始学的是小花脸,她学的第一个戏是《探亲相骂》。由于她特别认真刻苦,又由于她十四岁时随父亲的茶友,京剧老生候金奎学过几出京剧,有些基础,她学得比别人快,演得也比别人好。


 

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当年四月,在永安公司天韵楼,运贵首场演出了《探亲相骂》,效果不错,不少人记住了她的艺名——新善贞,而她的本名刘秀卿却不为人知。


 

散戏后,运贵拿到了自己的戏份,激动得发颤。钱虽不多,却是自己挣的呀!自己能挣钱了,自己能做人了。她抱起孩子动情地亲吻,心里盘算着,该为孩子买些什么。


 

没想到一回家,那男人便向她伸出手。“拿来!”张国权蛮横地命令。运贵犹豫了一下,只好交出戏份,她知道再不给男人就要动武,她不想挨打,打伤了明晚就不能演出了。


 

以后,张国权更变本加厉,不仅索要戏份,还从此不给生活费。运贵再也不能忍受,说了几句,挨了顿打,她一气,住到女友家了。


 

这天,运贵刚刚上台唱了几句,张国权醉醺醺气汹汹冲上台来,一掌打落她的头面,将她往台下拖。戏班里的人连忙上前劝架,他竟掏出枪来。顿时全场大乱。


 

这戏班班主,人称徐大姐的,是个女流氓,她丈夫更恶,绰号天王老子。张国权搅了剧场的生意,剧场自然找戏班算帐。于是徐大姐拉住天王老子,又约了剧场老板,一起闹到警察局。警察局知道这伙人有来头,便下了张国权的枪,关了两天后把他开除了。从此,张国权便靠运贵养活,有时戏份少了,还要运贵的父亲贴补。然后运贵在家依然是奴,她依然要照料家务,要带孩子,要服侍男人,要挨打受骂。丈夫只管吃、喝,酗酒,赌钱。她并没有真正站起来,依然跪着,就象那幅照片上一样。


 

但她仍然演戏。演小花脸、演彩旦,演娃娃生,不断学习新剧目。她依然那么认真。每天抱着孩子早早来到剧场,早早化好妆,然后,坐在角落丽默默地温戏,丝毫不马虎。她演戏演上了瘾,只有在台上,她才能哭,才能笑,才能得到自由,才能展示她地才干,那一阵阵鼓掌声、喝彩声、叫好声,使她激动不已。当她进出剧场时,熟悉的观众常指着她,说:“看,那个抱孩子的就是新善贞。”于是,便有三五个人热情地簇拥着她,呼唤着她的艺名:“新善贞!新善贞!”语气亲切而友善,包含着赞誉喝尊重,她心中油然升起欢悦喝庄重。


 

她不愿听到秀卿二字,这名字只有张国权叫。刘秀卿是可怜的、屈辱的、跪着的女人。

她喜欢新善贞,新善贞才是她自己。只有当叫她新善贞,她才尝到做人的滋味,尝到活着的趣味,她才觉得自己是站着的人。

    


 


 

这照片很费了她一番心机。


 

照片上有两个人,一个坐着,一个跪着。


 

坐着的人摇着把折扇,威风凛凛,潇洒傲慢。


 

这坐着的人也是金运贵。


 

她坐累了。起床后她便这样坐着。


 

开始她想干点事,就端起铜盆练唱。这是一位老艺人教她的,对着铜盆吐字发音嗡嗡嗡含糊不清,若能唱得字字清晰,嘴皮功夫就到家了。


 

练了一会儿,没劲。心中一阵阵泛着酸楚和悲伤。她一咬牙,竭力从酸楚和悲伤中挣脱,又静静地温戏。“……我小和尚下得山来……”昆剧中是怎么演的,好象有一个小动作,是什么呢?她想啊想啊,脑中竟一片空白,又一片浑沌,接着那股悲伤再次在心头翻腾,她不由抽泣起来,想大哭一场。


 

外面起风了,一片树叶旋转落下,她一惊,盯着那树叶。那是一片绿叶,绿得闪亮。绿叶怎么会落呢?绿叶怎么……,那绿叶还是飘零落地了,翻滚了几下,一跳,象是要挣扎着飞回枝干,但终于跌落污水沟里……


 

运贵再也忍不住了,她大哭起来。近来,她常哭。


 

半年前,她曾痛痛快快哭过一场。那是张国权死的时候。他是得病死的,得了一种奇怪的病,身上的肉一块块烂,臭不可闻。当时她哭得惊天动地。邻居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可怜可怜!劝她,劝不住;拉她,拉不起。她拍着床板一五一十述说了他们婚后生活,令人无不掉泪。哭诉后她便轻松了,如同卸去背上的巨石。七天后就抱起孩子进了剧场。从此我可以认认真真演戏,堂堂正正做人啦!女人离了男人也能活!


 

为了集中精力唱戏,为了照料孩子,她雇了个佣人。酗酒嗜赌的张国权一死,她的钱似乎多起来了。她可以替孩子添置点衣服玩具,还可以天天看戏,京剧、昆剧、甬剧、电影,什么都看,看得很认真很仔细,那动人之处都要反复琢磨,竭力要“偷”点过来,融进自己的戏里。她完全自主自立自由了,她生活得很愉快,容光焕发,显得更加秀美俏丽。她才二十一岁呀!


 


 

可是不久,她便感觉到威胁。在家,常有些不三不四的人探头探脑;走路,常有些油腔滑调的人吆吆喝喝;卸妆,常有些油头粉面的家伙和她搭话。她又恨又怕,只好事事小心,时时提防。


 

真是防不胜防。不知怎么,版主徐大姐开始找运贵的岔子,以后又减了戏份,运贵不服气,和她吵了一场。没过几天,徐大姐为这事竟奇怪地被她男人天王老子打伤了。运贵听了一惊,立即想到那两道毒蛇般的目光。演戏时,那目光从台口刺向她,化妆卸妆时,那目光便放肆地缠着她。她觉察到危险。果然,当晚天王老子便笑呵呵地请她吃夜宵。她婉言回绝了。第二天为防出事,她没去唱戏。不久,徐大姐死了,戏班也散了。


 

这时,王秀英、王秀云姐妹来约她唱髦儿戏。这姐妹常来看运贵的戏,搞熟了,便在后台帮她照应小孩,这次,由她们父亲当班主,正好缺少生角。为能解决生计,为摆脱流氓的纠缠,她参加了“王家班子”,改名王秀卿,去福建唱了一个月京剧。


 

这一个月令她悔恨终生。这是大热天,生意清淡,孩子又得了病,就在此时,戏班的帐房带着票款溜了。吃饭都成了问题,哪能请医买药?几天后孩子就死了……


 

运贵看着那片绿叶随着涓涓的污水无声无息地流去。运贵哭完后,心似晨雾般茫然。今后怎么办?我才二十一岁呀!我能唱戏,我能唱红!可是这世道,怎容得一个无依无靠的寡妇立足?

   

“呼呼!”运贵一惊。又有人敲门,她紧张地屏住气,忍住抽泣。


 

“新善贞在家骂?”


 

一听声音,运贵绷紧的神经松弛下来。是筱兰珍。筱兰珍是新新社第二批四个学员之一,唱花旦,和运贵相处很好,运贵忙擦干眼泪,拉开门栓。


 

“新善贞,这是王领班。”


 

运贵这才发现同来的还有个男人,这人二十一二,颇为英俊。他微微一笑,自我介绍:“卑姓王,王云翔。”接着便说明来意,语气谦逊,态度和气。


 

运贵听说是请她到新新公司唱戏,心中一动。她生活正无着落,又是筱兰珍引荐,便爽快地答应了。


 

运贵果然有魅力,剧场生意兴隆。王云翔知道,这一半是她的演技不俗,一半因为她是个年轻漂亮的寡妇。


 

一天夜里,路灯昏暗,毛雨疏疏,运贵在散戏回家的路上被几个流氓拦住,先是污言秽语,然后动手动脚,接着便强拖强拽。运贵拼力挣扎,大声呼喊。可是夜深人静,空寂无人。那世道街上邻居即便听见,谁又敢多事?


 

就在这时一声大喝,跳出一个人来。是王云翔。


 

“你想找死?滚开!”两个流氓面露杀机。


 

王云翔镇定自若:“给我个面子吧!我叫王云翔,认得吗?程树芝是我的师傅。”


 

那几个流氓一听此话,即刻老实,一边赔礼,一边偷偷溜走。


 

运贵十分感激,王云翔却摇摇手,说:“唉,你孤单一人,没个依靠,难啊!你放心,以后,有什么难处尽管找我。”说着叫了部黄包车,一路上护送到家。以后几天都如此,温文尔雅,并不多话。


 

运贵渐渐对他产生好感。夜深人静,置身在空荡荡的屋里,她常常感到空虚和孤独,这时她便想起他。有时空寂中不知哪里发出一声脆响,她立即心惊胆战,惶恐不安,这时她也想起他。“快找个人吧,省得那些野男人象馋猫盯着你……”“嫁个丈夫有依靠,女人可离不开男人啊……”他想起姐妹们的劝告。


 

女人真的离不开男人吗?张国权在世时他不信,她觉得自己能养活自己。丈夫一死她才知道,一个年轻漂亮孤单的女人,最大的威胁是女人的侵犯,要想抵御这种侵犯,就要投入一个男人的怀抱。想到这里运贵突然心头一颤,浑身仿佛火辣辣地疼,似乎还嗅到一股混杂着烟酒葱蒜地腥臭。男人对女人不会都象张国权一样粗暴地蹂躏,残酷地虐待吧。


 

不久,运贵的家里也不安稳了,半夜里常常有人敲门,隔着窗户说脏话,还砸玻璃,她吓坏了,叫来小姐妹相陪,但小姐妹们也吓得不敢来。王云翔知道了,躲在屋檐下守到天亮。运贵激动了,开门请他进屋歇歇。王云翔笑微微进屋,坐下吃了几只鸡蛋,又笑微微走了。


 

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男人,他决不会象张国权。运贵目送着王云翔的背影,深情地想。不久,运贵便将他当作亲人。


 

由于王云翔的照应,运贵的戏份增加了,隔三五日还唱堂会,他的日子较安定,更有精力在艺术上下功夫了。唱堂会当中她发现多数观众不是苏北人,为了让大家听懂,她在演唱中大胆采用中州韵,取得较好效果。这大概是她艺术生涯中的第一次创新吧。

   

半年后,运贵主动疏远了她作为靠山的王云翔。她是吃过苦的人,王云翔的一些所作所为引起她的警惕。首光,她发现王云翔云对戏班里的人都较刻薄,常常恶声斥骂,克扣戏份,许多人对此不满离班而去。另外,王云翔的开销太大,自己的钱不够用,还要拿运贵的。运贵存了小心,给钱时就不那么爽快,结果王云翔偷偷拿去她的手表戒指,他的钱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后来,运贵发现他赌上了瘾,还嫖女人,不久便公开追另一个女演员,为此欠了不少债。运贵气极了,也伤透了心。这就是当初那个对我关怀备至的男人吗?他决定和他一刀两断,免得越陷越深。


 

王云翔却依然来缠她,赶他他竟骂,还要动手打,不给钱就不走。运贵走投无路,去找王云翔青帮里的师傅程树芝。程树芝的地盘就在南京路一带,他老婆过去也是唱扬州戏的,有些同情运贵,帮她说了情。运贵也机灵,索性拜程树芝为义父。这样,王云翔便不敢再找运贵的麻烦。


 

一天,王云翔又上门了,提着厚礼,满面堆笑。运贵没给他好脸色:“对不起,我正有事要出去!”


 

“啊呀,真不巧。你有事,我过一天再来。”王云翔说着将礼品放到桌上。


 

“请你把这东西拿走,我没请你,你送什么礼?”


 

“嘿嘿,小意思小意思,明天还有大的。”


 

运贵一听凝神了:“什么意思?”


 

“没什么。”王云翔依然谦和温顺,只是那目光有些阴冷。“喜事啊!有人看中你,请我做红媒。”


 

运贵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话竟是他,竟是从他王云翔嘴里说出的?……她浑身发颤,头晕目眩,使劲拍着桌子吼道:“滚!给我滚!”


 

王云翔却不怒,冷笑笑:“你想想吧,人家可是干大事的,早就看中你了,别不识抬举……”


 

以后几天王云翔不断地来,态度一次比一次恶,说那个男人叫芦瑛,是警察局地侦缉队长。


 

运贵慌了,赶紧去找程树芝。程树芝一听芦瑛的名字,竟沉吟不语。这芦瑛是黄金荣的徒弟,深得黄金荣的信任。(抗战时芦受黄指派当过敌伪军委会的参军长,成了大汉奸,这自然是后话)此等人物谁惹得起?程树芝缓缓地把头摇摇。


 

运贵犹如当头挨一棒,这才看出王云翔的阴险狠毒。这是个比张国权更凶的恶棍呀。她跌跌冲冲走在路上,一辆黄包车差点撞上她,车夫怒冲冲地斥骂,她竟然没听见,只是机械地迈动双腿,兜了一圈,竟走进了剧场。


 

这晚演出《闯宫》,是《秦香莲》中的一折,运贵饰陈世美。眼看秦香莲拖儿带女,声声泪字字血,唱得哀婉惨绝,运贵动情了。男人为什么都如此薄情?莫非他们的心不是肉做的?做个女人真苦,真苦啊……想着想着,竟失声痛苦不能自己,直到观众哄堂她才察觉自己失态。


 

下台后她自然受到责难。她无话可说,又流下痛苦、辛酸和愤怒的泪,为自己的苦命,也为舞台上的过失。从此,不管在哪里,不管谁要求,也不管给多高报酬,她说什么也不演薄情郎,直至终生。


 

第二天,王云翔又来了,还带来了几个帮手,看样子是芦瑛那边逼得狠,这回磨的时间特别长,哄吓诈骗全用上了。还摆出一副要绑人的架势。运贵铁了心,宁死不屈从。王云翔没办法,只好灰溜溜地去向芦瑛回话。


 

当晚,运贵卸好妆刚要回家,背后伸出一只手将她拉到墙角。“别说话!”那人捂住她的嘴,然后套住她的耳朵说:“有人要害你。芦瑛发火了,王云翔叫了几个人带着硝镪水在路上等着你呢。”


 

运贵腿都吓软了,说不出话来。


 

“……快逃吧,离开上海……”说着将运贵带出旁门,送上一部黄包车,又给了她些钱。

夜很静,只有车夫啪嗒啪嗒的脚步声发出单调的声响,初夏的风那么阴凉,凉透了运贵的心。到了北站,她这才自问,我去哪儿?去哪儿?她想起前些日子筱兰珍写信约她到南京唱戏。如今只好去南京找她了。

   

到了南京,不巧得很,政府前几天刚刚下令禁演扬剧,筱兰珍已回上海。身上钱不多了投靠无门,何处安身?她急得在街上乱转。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她在大世界门口遇上了王秀英王秀云姐妹。为了糊口安身,她只好又加入王家班子唱京剧。京剧的规矩比起地方戏要严格得多,何况当时的扬剧尚在形成期。运贵起初适应不了,此外运贵因从小帮父亲干举重雕花的活,背妹妹,右肩稍耸。为了提高自己的演技,练好形体便拜一个叫吴桂芬的老艺人为师,刻苦学艺,改名王继芬。


 

转瞬一年。这一年运贵的技艺大长,她演小生、老生和老旦,正是王家大班所缺的角色,很快挑了大梁。这时,上海的风险已过,尽管,她对扬剧怀有深厚的感情,尽管她想回上海,但为了情义,为了不影响王家班子的生意,她又在王家班子唱了一段时间,然而到了五月,她却决意要走。运贵在戏班里演了大半年主角,戏份却始终没加,一直很低,她心里不太痛快。剧场那个姓顾的老板不知怎么仗义起来,这天他叫住运贵,说:“你扮相好,唱做俱佳,何必在别人的屋檐下?”运贵没吭声。他又说:“你太老实,他们如此欺你,连我也看不下去,这事我非管不可!”


 

运贵忙说:“别……顾老板,你可千万别……”


 

顾老板手一挥:“放心我不会让你为难,我想从下月起,跌他们的包银,让他们自己走,到时候你留下,我给你单拉个班子,保证让你唱红……”


 

运贵急了:“顾老板,你不能这么干,我落难时全靠他们,做人不能恩将仇报啊!你要是这么做,我就回上海!”


 

“哎,别别……我不过说说而已……唉!我见过多少角儿,没见过你这么仗义的……”


 

以后几天,似乎是巧合,顾老板总在过道遇上运贵,总是随便请她进去坐坐,一谈就是许久,顾老板的确见多识广,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天文地理无所不晓,历朝历代的风流韵事更是谈得绘声绘色。


 

“继芬!”顾老板突然亲切地叫运贵,“这样吧,王家不给增加戏份,我给!”


 

“我不要。”运贵忙回绝,心里却暖烘烘的,觉得他很体贴人。


 

“哎,你我之间还见外?人生如梦,有钱才能活得痛快。”说着,将钱递给运贵,运贵推让,顾老板便把钱往运贵衣袋中塞。运贵捂着口袋,他竟一把抱住运贵,手乱摸起来。


 

“你!……”运贵这才明白顾老板的用心,拼命地挣脱出来。


 

南京不能再待了。由于顾老板跌了包银,王家大班也混不下去了。五月的一天,运贵随王家班子登时回上海的火车。


 

男人是不能依靠的,男人都是可恶的,一切只能靠自己。她坐在车厢里默默地想着。靠自己,靠自己,靠自己……火车有力地复述着,呼啸向前。


 

这一年,运贵二十四岁,她几乎怀着复仇的心绪,决心回上海东山再起。

   


 


 

这照片时间久远,许多人都见过。


 

照片有两个人,一个坐着,一个跪着。


 

坐着的是个男人,短发,长衫,皮鞋,左腿优雅地搁在右腿上。


 

这男人还是金运贵。她把自己装扮成男人。


 


 

筱兰珍急忙穿衣起床。“哪一个呀?”她问。


 

“是我!”声音悦耳,浑厚,既熟悉又陌生。


 

她打开门,一个年轻男人站在面前,他头戴礼帽,身穿长衫,眼戴墨镜,脚蹬皮鞋,显得风度翩翩,儒雅文静。


 

“你找哪个?”


 

那男人不答话,摘下礼帽,露出乌黑的西式短发,径自跨进门,拉住筱兰珍的手直奔卧室。


 

“啊!你……你干什么?……”筱兰珍惊得大叫。


 

“哈哈哈哈……”那男人大笑起来,这才摘下墨镜。


 

椭圆的面庞,俊秀的眼睛……“新——善——贞!……啊呀,你这该死的差点吓出人命来……”


 

“……不,我不叫新善贞,我叫金运贵!新善贞永远没有了。”


 

“你……真的改名了?”筱兰珍见运贵严肃起来,知道她已下了决心,痛惜地摇了摇头。


 

运贵改艺名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的。她爱新善贞这个名字,这名字是她在张国权的欺压下争取来的,是她耗费心血在舞台上唱响的。这名字凝聚着她的辛劳和荣耀,使她获得做人的乐趣,增添了生活的勇气。可她万万没想到这名字竟还记载着她的苦难和羞辱。


 

那天,她去后台看师妹,几个人对她指指戳戳,隐隐飘来他们的议论。


 

“……这女人是谁?很脸熟。”


 

“嘿,新善贞嘛,就是去年芦瑛看中的那个小寡妇……”


 

“噢!知道知道,她不就是和王云翔搭姘头,被王云翔捧红的吗?嘿嘿嘿……”


 

运贵顿时犹如电击,脸如白纸,转身出门。新善贞是我自己唱响的,是我自己唱响的呀!……


 

好几天,那两人的议论在她耳边震响,搅得她心如刀绞,不能安宁。她终于下了决心:改个名字,让观众重新认识我!筱兰珍听后大吃一惊。“新善贞这名字是新新社的第一辈呀!名字象店家招牌,改了名包银要打折扣,何况名换了你还是你,我看……”


 

运贵沉默了,她似乎有些动摇。吃罢晚饭,她先去先施公司看金翠玉唱的“宁波滩簧”。金翠玉和金翠香是当时甬剧的名角,并称“金门二香”。过去,运贵常看金翠玉的戏,如今时隔一年,她发现金翠玉的唱腔有点变化,味道更软,更糯,更悠扬婉转。扬剧唱腔能不能变呢?她突然想。


 

金翠玉下台后,朝运贵点点头。


 

运贵说:“你唱得真好!”


 

“你太客气了……”金翠玉一边卸妆,一边和运贵攀谈。“……唱戏就要唱出名,不然戏里戏外被人欺。”


 

“……不过,人人要骑高头马,个个想穿大红袍,出名可不容易。”运贵说。


 

“那是,得下功夫。只要你敢异于别人,就能红于别人,您敢异于过去,就能超过过去。”

异于别人?异于过去?太好了!回到家里,运贵久久不能入睡,你敢不敢?她问自己。有什么不敢!她终于下了决心,反正活着靠自己,她要重塑一个自己,象男人一样威风凛凛地活着。她决定用运贵这个小名,这名字象男人,这名字使她想起最疼爱她的外婆,使她想起穷苦而自在的童年。她在这名字前面加了个金字,后来她对人说是因为算命先生说她五行缺金。这金字是不是同时表示一点她对金翠玉的尊敬和感激?

   

一九二四年夏,运贵重新登上扬剧舞台,在先施公司第一次亮出金运贵的名字。对这次演出她作了充分准备,极有信心,她决心从今后只演生角。在唱了一年的京剧小生后,她自信可以和扬剧同行们比试一番。她决定从今以后着男装,脱尽脂粉气,在戏里戏外都做男人!


 

第一出戏演的是《方卿羞姑》。她把自己比作方卿,她没有忘记自己的苦难,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出头。她怀抱渔鼓,潇洒俊逸地上场了。她唱道:……官太太,太势利,见穷人,真小气,娘家骨肉全忘记,雪中送炭世上少,锦上添花是老脸皮;富贵的人哪有富到底?有一日穷人得了志,你就会前来说恭喜恭喜……


 

她的演唱激动人心,她的演出引出轰动。没过几个月,她便被观众誉为“活方卿”。果然,不少过去对她冷目斜视的人前来“恭喜恭喜”了。


 

“啊呀,金小姐,你唱得太好了……”


 

“对不起,请叫我金先生。”


 

“金先生?……哦,对!金先生你……”


 

金运贵看也不看对方一眼,转身走了。她变傲了。


 

金运贵红了。她却毅然退出先施公司,接受虹口舞台的邀请,与当时扬剧界著名的男旦配戏。下棋要找高手,配戏要找名角。她心里憋着一股劲、要和名角在台上较量一番。她的目的达到了。没过两个月,她便从二牌改挂头牌,她的名字旁若无人地“睡”在广告上。


 

她很清醒。她仅仅是好于过去,并没有异于过去,也没有异于别人。她总想将扬剧变一变,便常常将扬剧和京剧进行比较。她认为扬剧曲调优美动听,却被七字句弄得断断续续,唱两个字便有一个小过门,影响感情的表达。能不能去掉过门?能不能在一字一腔的文绉绉的唱词中堆字,这样既使感情流畅,又让唱词通俗易懂明白如话?她悄悄作准备了。


 

那天演《杀子报》,当演到“托梦”时,她一口气唱出三十九字的长句:“恨只恨我母亲她老人家心肠很她不该用切菜钢刀一把将我尸骸跺成七块放进油坛床肚里存”。她觉得唱得痛快,将心中的怨恨愤怒抒发得淋漓尽致。


 

运贵心中无底,下台便问:“我那句唱得行不行?”


 

“别出心裁!”


 

“不上规矩!”


 

几位老艺人说。


 

就在此时,有人喊好:“运贵,依我看你今晚就数这句唱得好。”说话的名叫李庆元(即现镇江市扬剧团著名演员筱荣贵的父亲),他是新新社的琴师,多年来一直为运贵伴奏,在金派唱腔形成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他兴致勃勃地抓起二胡,“你再唱一遍,我想办法用二胡衬衬,肯定更好听。”


 

是李庆元支持,运贵胆壮了。她一反别人在第三句堆字的习惯,改在第二句堆字。这样,不仅更好地抒发感情,还增加了唱句的容量。唱句的字数多了,如果仍然一成不变地机械套用原曲调演唱,势必显得死板、单调、沉闷。如何改呢?她想到京剧程派的小腔和顿逗,她决定从小腔和顿逗着手,使自己的演唱动听而新鲜。套用和模仿自然不行,那毕竟是京剧,还得从扬剧中找。从此她更留意别人的演唱,一点一滴都不放过,有时别人偶然唱出一个颤音,都被她吸收消化。一次,在去剧场的路上,那卖花女的叫声吸引了她。“茉莉花——栀栀花……”那叫声远远传来,十分柔和悦耳,仿佛随风飘拂而来淡淡幽香。运贵心一动,似乎想到什么,情不自禁地尾随卖花女而去,直到人家发觉,她才不好意思买了花赶回剧场。化好妆“焐戏”时,她耳畔老是回响着那甜甜的叫卖声,想着想着突然冒出了一句新的唱法,她立即找琴师李庆元商量。当晚试唱后效果很好。从此便留心各行各业的号子和叫卖声,从中受到不少启发。

    

经过长期琢磨,不断实践,反复改进,她在原曲调框架的基础上,变化旋律,变化节奏,终于形成了她自己的唱腔特点。这种似唱似吟、吟唱结合,优美柔和顿逗吞咽的唱腔深得群众喜爱。这唱腔似乎倾吐出她对凄惨人生淡淡的哀怨,表达出她藏匿在心灵深处对自由和幸福的幽幽渴望。


 

她的唱腔冲破了一些陈规旧习,引起部分因循守旧的内行的反对,这种反对一度还形成一股浪头。在这股气势下,金运贵仍然顽强地走自己的路。但她心里也曾动摇过、怀疑过、苦闷过。


 

那次,她因身体欠佳不能登台,便由她的徒弟小金运贵唱。没料到刚唱了几句,台下便嗡嗡声起,接着一阵哄闹。观众大喊,要自由调!要金运贵的自由调!……这件事给了她极大的鼓舞,更坚定了她改革唱腔的决心。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应该听观众的。从此,她常常花钱买票请人看戏,请他们注意搜集观众的意见。为了便利自己的唱腔改革,不久她便自拉班底,当了班主。


 

这时的扬剧已打破大小(指大开口、小开口)不同台的戒律,差不多完成了维扬文戏和维扬大班的融合,舞台上有了软景,服装道具演出作风都开始讲究。金运贵尤其突出。她以京剧的规矩要求自己,要求他人。每天演出,她进场都别别人早,先化好妆,然后便默坐“焐戏”,不容任何人打扰。开演前她亲自“照场”,仔细检查所需的服装道具。她演《方卿羞姑》所用的乐器渔鼓,是特地请她父亲的朋友用铜制的,她自己则在乐器渔鼓上精心雕琢了花朵图案。若是有人马虎,她一旦看见,马上回板起脸斥骂,似乎有些翻脸不认人。她唱堂会也同样认真,既不因那些老爷太太居于上流阶层而降低演出质量,也不因他们权势显赫,腰缠万贯而曲意奉承,她仅仅将他们当作和所有观众一样的衣食父母。富人家的佣人端来了茶,她只是抬抬手,照样化妆;那些太太小姐前来和她攀谈,她带理不理。妆化好了,人家摆好饭菜她不吃,而是解开手绢包,就着茶水啃自己带来的烧饼。她这样做自然不是怕多吃多占,而是怕误了焐戏的时间。她的演出使那些小姐太太们欣喜若狂,有的竟退下戒指往场上扔,她却看也不看。这自然也不是她拒收财礼,谁送座金山她也要,但象这样抛掷,不分明把她当成戴冠披袍蹦蹦跳跳的猴吗?


 

她的认真赢得了观众,却同时得罪了一些同行,也刺激了那些依财仗势骄横霸道的宦家富户。


 

那一年,她收到一封观众来信,信中寄来一份剪报,那剪报说的是一个晚娘虐待儿子的事。运贵看完后泣不成声。她记不得亲娘的模样,也没有过晚娘,却对晚儿子的苦难有深切的体会。这世上犹如晚娘般狠毒的人真多啊!她决心将这事编成戏搬上舞台。


 

她没上过学,也从没编过戏,只是儿时随父亲干铜匠活,和以后唱戏时学了一些字。她却没有半点畏惧和顾忌,思考了一个通宵,终于编出她第一个幕表戏。戏上演后,很受欢迎。这使她极为振奋,也使她看到自己的不足。她开始学文化了,她那识字的佣人便成了她的老师。她背“七字书”,尽量往肚里多装些唱词。她还把一些容易混淆的字抄在一起,装订成厚厚的一册,编排得象一本字典,便于自己经常查认。她开始写日记,每天坚持,从不间断,一笔一划,十分认真。若是一字写错,她决不涂画,而是贴上剪得方方正正的纸块重写,认真得近乎迂腐。就这样,从一九三二年起,她一生共编演三十二个戏,共一百二十二本(一本指能演一晚的戏)。


 

金运贵终于实现了异于自己异于过去的愿望,她在扬剧中独树一帜,创立了自己的流派,她觉得自己可以扬眉吐气了,可以象个男人自强自立了。可她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世界容不得她。

  


 


 

这照片被精心地嵌在镜框里,镜面光可鉴人,挂在极显目处。


 

照片上有两个人,一个坐着的男人,一个跪着的女人。


 

照片一角工工整整写着“求人不如求己”六个字。


 

这字是金运贵写的,笔画显得软弱细瘦。


 


 

她久久立在门前,直到看不见那个女人的身影。


 

这是个可怜的女人。为了养活两个孩子,为了给其中的一个治病,她不得不离开孩子赶回戏班。谁知戏班因生意不好去了浙江。身无分文,无亲无友,只好向同行求助。听完她的陈述运贵溜了泪。她想起自己的身世,二话没说就带她回家。今天又给了她足够的盘缠送她上路。


 

运贵长吁了口气,感慨万端。是哀愁?是欣慰?是怜悯?是自豪?说不清,似乎都有。她听着自己心脏有力的搏动,仰望蓝天,默默自语:如今这天已有我一方,这地也有我一块,我再也不是跪着的女人了,我已经象个男人般站起来了。真正是人不求人一般高,人一求人矮半截,求人不如求己呀!突然她心里一动,立即回房匆匆卷了几件衣服出门。


 

黄包车把她拉到三马路照相馆,她扬眉吐气下了车,进门便说:“我要照张相!”


 

照相馆老板认得她,忙迎上来:“唷,是金先生!照什么样子的?”


 

“把我一个人拍成两个人,一个……”


 

“行!行!”老板听完运贵的要求一愣,接着便满口应承。


 

“多少钱?”


 

“哎,一张照片还谈什么钱?……只是……不少人要买我橱窗里那张照片,是不是……?”


 

橱窗里挂着一张金运贵《方卿羞姑》的剧照。她想了想,说:“好吧,你卖吧。”


 

老板十分高兴,按运贵的要求,先给拍了一张跪着的女装照,又给她拍了张坐着的男装照,第三天便交给她一张本文多次描述的那张照片。


 


 


 

世界上的事情复杂得很。金运贵吃够男人的苦,认为男人是女人的大敌,她一生都和男人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但她自己偏偏要做个男人,她想以男人的姿态保护自己。但她毕竟是个女人。


 

自她出名后,来信来人不断,其中不少是迷醉于她艺术的观众,但也有不少是迷恋她的居心叵测的色鬼。


 

那天上午,她刚让佣人烧了几卷乱七八糟的信,便有人求见。


 

“就说我还睡着哩。”运贵吩咐佣人。


 

一会儿佣人来说:“那伙人不讲理急着要见。”


 

运贵火了,仗着有个青帮的义父,便冲到门口,叫道:“你们要打家劫舍还是怎么的?有事找程树芝去,他是我干老子。”


 

谁知那伙人根本不把程树芝放在眼里,出了租界就有另一个草头王。领头那人一拱手,笑道:“这点薄礼请金先生笑纳。”


 

“拿回去!拿回去!我还有事呢!”


 

“嘿嘿,就赏我个脸吧。我家老板请我做个大媒,他说……”


 

“放屁!”运贵出言不逊。“你告诉他,让我进他家门,我就做他妈……”人怕鬼鬼怕恶,她以为她再也不是不谙世事的女人了。


 

对方却不买帐:“金先生,你一点面子都不给,以后的事我们就管不着了。”


 

佣人一看来者不善,忙拦住运贵打招呼:“对不起对不起,今天张太太要请金先生,实在耽误不起。”


 

“叫她改明天!什么张太太李太太……”


 

“是张啸林家七姨太。”


 

“啊!……”那伙人一听,面面相觑。上海滩上谁不知道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三大亨?那伙人只好悻悻走了。


 

运贵趁机叫道:“我让张太太找你们算帐!”


 

其实,这张太太只是张啸林的“外七”——不住在府中的第七个姨太太,比姘头高一级。运贵是唱堂会时认识她的,谁知这姨太太还真帮了她的忙.

  

金运贵其实是很鄙视那些姨太太的,别看她们一个个白白嫩嫩,整天吃喝玩乐,只不过是叮在臭鸡蛋上的蛆,还特别爱作威作福,真是大头菜搽胭脂,装得象桃子。不知是因为金运贵的小生唱得好,还是因为她的男人装扮,这些人特别爱和她交往。金运贵可没有那么多闲工夫,所以总是显得爱理不理,架子挺大。谁知越这样越引起姨太太们的兴趣。她们争先邀请,还常常为此争风吃醋,她不去不行,只好玩世不恭地同她们周旋。


 

她请她们看戏,她们帮她捧场,还为她添行头;她陪她们推麻将,赢了钱统统拿走,输了钱却有人抢着为她还帐。她们送她手表,她收;送她戒指,她收;送她珠宝首饰,她也收。用现在的话说叫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当时还不仅如此,不吃惹人气,不收结仇怨。


 

其中有个潘太太,四十出头,钱多得发愁。她最爱扬剧,又最爱听自由调,据说还爱和姑娘玩一种极无聊的游戏。她待金运贵特别好,关心她吃,关心她穿,帮她排忧解难。她常常听金运贵讲自己悲惨的身世,并为此哗哗流泪。金运贵很感到。她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她解放前只收过一个徒弟“小金运贵”,因为“小金运贵”的母亲接济过童年的金运贵;她一直侍奉着一个义母,那义母即是程树芝的太太,因为程树芝曾救过她的命。如今遇到这个潘太太,金运贵很快将她引为知己。潘太太便常常留在她家住宿。


 

可是,不久金运贵就离开了潘太太。她对潘太太沉醉的游戏恶心、害怕。潘太太怎甘罢休,紧追不舍,软硬兼施。为了摆脱她的纠缠,她结识了张太太。后来潘太太病了,临死时让人请金运贵去见最后一面,运贵, 没去。一提到潘太太她就有一种愤怒和屈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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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都发生在她二十四岁到三十岁之间,是她唱红并唱响自由调的期间。她出名了,似乎象个男人般站起来了。但她没想到,男人也有男人的苦恼和磨难,何况她是女人,何况她是扮着男人的女人,何况在那个世道。


 

也不知在什么地方得罪了谁,那天来了两个人请她去吃茶。那种请法吓坏人,头扛在肩膀上,口气呛呛的,大拇指翘翘的。金运贵知道这叫“吃讲茶”。那些人真的用对待男人的“礼仪”对待她了,她万分紧张,只好去找义父,最后用钱了结。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麻烦也越来越多。当时有份叫《罗宾汉》的无聊小报,专门捕风捉影,登些风流韵事床上新闻,金运贵的独特唱腔,金运贵的男装打扮,金运贵的孤僻性格,大概触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再加上姨太太们争风吃醋,流氓恶棍借机敲诈,还有一些同行的嫉妒,一时流言四起,小报接二连三登出诸如“阴阳集一身,异人金运贵”之类的新闻。金运贵气、哭、骂。气过哭过骂过还得花钱请人交涉。大概这类新闻销路实在太好,隔不几天,小报又造出新的故事。


 

日子难过啊!钱有了,名有了,金运贵却不想要了,只想重新回到童年,重过贫困却又宁静的生活。一九三六年,凇沪警备司令杨虎的老婆请她唱堂会,唱完后又留她打牌。这时杨司令回来了,勃然大怒。他不知听到什么谣传,竟然拔枪威胁。没过几天,市面上竟到处传说“打金运贵”的话题。


 

金运贵疲倦了,她再也无力抗争了。一九三六年,她三十岁,风华正茂,正当艺术处于颠峰之际,却无可奈何地退出舞台。


 

她的生活开始平静了,但心里却不平静。她想不通,为什么人们都和她作对,男人们,还有那些女人们。她默默思考着,用她的痛苦、悲伤、屈辱、怨愤,细细地编织成一张冷漠的网。包裹住自己,不让任何人接近。


 

她想忘掉一切,但她怎么也忘不了舞台,她说过,要永不登台,却总是暗暗琢磨唱腔。她看戏,看电影,也看小说,看着看着就想到舞台,就编幕表戏,编了一部又一部。这只是消遣,她对自己说。却又那么认真,依然一笔一划工工整整,不断把生字补进她自编的字典。


 

那些姨太太们也渐渐对她失去了兴趣。常来走动的只有那个张太太。金运贵对她开始没好感,只是利用她保护自己。时间一长,她发现这个张太太和其他人不一样。她待金运贵心很诚,有什么事总是尽力帮助,而且从不对人炫耀,她的生活似乎并不快活,言语很少,只有和金先生在一起时话才多些。在一次偶然的闲谈中,才知道她也是个苦命人。张太太的父亲是道士,十五岁时妈妈死了,她卖身葬母,沦为妓女,二十一岁时被张啸林看中,为她买了一座房子,成了他的外七姨太。其实一年也难得来几次。金运贵听完哭了,张太太也哭了,苦涩的泪将两颗心融合在一起。


 

就这样过了几年。只出不进,她欠下了债。欠债也还要撑门面。她不愿让人说金运贵破落了。一九四〇年,为生活所迫,她再次登台。

   

经过四年的潜心钻研,她的演技更趋成熟,她的唱腔更臻完美,一登台就又引起轰动,热心的观众奔走相告:又能听到自由调啦!


 

为什么叫自由调?金运贵说是观众这么叫的,并不是我给取的名。自由指什么?是指唱腔突破传统规范,是指旋律节奏的奇巧变幻自由自在?还是指观众欣赏时那种如痴如醉如梦如幻不可自已的心境?它是不是还隐含着金运贵对人生的向往和自我价值的追求?


 

她在现实世界中却不是自由的。这世道让她吃了无数苦,受了无数罪,她不得不小心戒备。她用冷漠和敌视铸成厚厚的装甲,又架上狂傲造成的机关炮。她躲在里面窥探别人,她企图保护好自己,结果她十分孤独。


 

她对同行冷冷的。她相信“同行是冤家”的古话,演出时她容不得任何人马虎。她认为那些马虎的人都是故意要弄她。这无疑给一些人的妒火添薪加柴。她对少奶奶姨太太们冷冷的,这些东西专好无事生非。然而姨太太们还是缠着她,一面又造出无端的故事。


 

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将街道映成七彩河。这夜,金运贵刚走出剧场,脸上便火辣辣地挨了几个耳光。“他妈的公母人,你的眼睛长到天灵盖上啦?替我给爷叔立正!”一个家伙手指着金运贵的鼻尖训斥,他身边立着个横眉竖眼的家伙大概就是“爷叔”。


 

金运贵捂着脸颊怒目而视。过一会儿,她只好挂着屈辱的泪,立正鞠躬。光棍不吃眼前亏呀!


 

“怎么,就这么走了?”


 

运贵不敢动了。最后答应送五十张戏票赔礼。


 

张太太闻讯赶来。她不知怎么安慰,只好陪她哭。她虽然是张啸林的姨太太,却不在正册,何况张啸林因当汉奸被暗杀了。


 

一九四四年,金运贵到扬州演出。扬州大舞台盛况空前,许多人带着饭盒进剧场占座位,有几个瘾君子竟戒了大烟。戏演到第三天,金运贵在去剧场的路上莫名其妙被人打了。不少人打抱不平,劝她停演。为了不辜负观众的厚望,她还是登台了。后来才知道,她这次挨打是一派流氓见剧场生意好,想入股分红未成,将她做了出气筒。戏子难道真的低人一等?诺大个中国就没有一处安安稳稳的舞台吗?她的心冷透了。


 

扬州挨打的事传到上海,又被编成离奇的故事,这更引起那些脑满肠肥闲得发愁的老爷太太小姐爷叔们的兴趣。是呀,她太出格了,唱腔出格,穿着出格,个性也出格,她已人到中年,那些无聊的男人盯着她,因为她是个不同凡响着男装的女人;那些无聊的女人们也缠着她,因为她是个世上少有的女人中的“男人”。尽管如此,她依然顽强地固执地坚持着她的性格。于是人们把她视为怪物。


 

一九四六年,她去金门饭店唱堂会,无缘无故地被打一顿。没几天,她坐在黄包车上突然大粪淋头,与此同时,那个张太太也受到警告和恐吓。


 

“运贵,这戏没法唱了!”张太太说。


 

“这日子也没法过了。”


 

张太太又说:“我还有些积蓄。这样,戏你也别唱了。我们并起来过几天安安静静的日子吧。”


 

一九四六年,金运贵第二次退出舞台。小巷幽幽,庭院深深,她和张太太关起门来过起安闲的日子。谁知没过多久,小报上又沸沸扬扬盯准她俩,说什么“真夫妻假夫妻真假难辨,是男人是女人男女合一”。运贵简直气疯了,撕碎了报纸,近乎歇斯底里地喊着:“夫妻!夫妻!……好!我们明天就结婚,让他们嚼舌头,让他们造谣,让他们打摆子说胡话吧……”


 

第二天,她们真的举行了似是而非的仪式。事隔三十八年,有人去拜望年近八旬头发雪白的张太太,张太太指着一张红漆雕花的大床说:当年,运贵就睡在这张床上,我睡在另一张小床上,这大床,我一直让它空着……。


 

一九四七年,金运贵在孤寂凄愁中,在一把折扇上题了这么一段顺口溜:一出娘胎就受苦,二岁不到把母除,三餐茶饭无人问,四季衣服难周全。五吴兄弟亲姐妹,六亲无靠影孤单,七岁买菜又烧饭,八字颠倒不如人,九寒冬日无棉衣,实实在在真可怜。


 

一群鸽子呼哨着在灰蒙蒙的天空悠然飞飘。墙头上,几棵龙爪葱顽强地挺立着身躯。运贵手摇那把折扇久久地凝视着它们……


 

天边隐隐响起雷声。也许,她没听到……

    


 


 

凡是看过这照片的人都留下极深的印象。


 

照片上有两个人。一个坐着,一个跪着。


 

那坐着的男人是金运贵,那跪着的女人也是金运贵。


 

如今这照片和金运贵都消失了。消失在“文革”的年代里。


 


 

夜深了。


 

刺骨的寒风尖利地啸叫,仿佛钻进骨髓。她觉得全身的骨头冻得发脆,略一动弹便发出碎裂的声音。心似乎也冻成冰砣。胸中一阵阵抽紧,跳动越发沉重……


 

她看看墙上那最后一张日历,那上面写着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啊。又是一年啦!一晃六十四岁,老啦!老啦!她习惯地抬头注视相框,相框里那张一坐一站的幻身照片早无踪影,只是胡乱地装着几张画片。她闭上眼,脑中清清楚楚显出那坐的“男人”的身影,那坐着的自己是多么年轻……不过真正年轻,真正主人般坐着却是在四十四岁以后……


 

那时,她只知改朝换代了,却没从露宿街头的军人身上看出天地彻底翻了个个儿,竟终日犹豫观望。她没想到政府会主动请她参加上海扬剧协会和上海戏剧研究班的学习.“共产党把我当人看”,她感动。学习特别认真,先后荣获一等奖二等奖,她觉得自己年轻了,浑身充满活力,她决定重返舞台。


 

一九五一年,金运贵勇敢地担任了上海勇敢扬剧团团长。她以从未有过的激情,自编自导了控诉封建礼教的新戏《三仍节妇碑》,连演连满,盛况空前。


 

一九五二年十月,她应镇江市扬剧团(当时未金星扬剧团)邀请来到镇江,从此便在镇江度过后半生。


 

她忘不了一九五三年在南京演出时的兴旺,场场爆满,连演一年多。


 

她记得一九五七年大荣获江苏省第一届戏曲会演一等奖时是多么兴奋。


 

她记得一九六四年她参加江苏省文教卫生群英会时是多么激动。


 

接着又当选为江苏省扬剧协会副主席,当选为镇江市人民代表……


 

六十年代,为了总结她的艺术成果。政府还专门请宗震铭、汪秋逸两位音乐家帮她整理流派唱腔……


 

真是做梦也没想到啊!她总算扬眉吐气过,这一辈子没枉活!


 

那时她的劲头真大。没日没夜地研究唱腔,更加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和情感的表达。韵味更加浓郁,风格更显华彩,演技炉火纯青,最终形成她自己的流派。


 

她演《山伯临终》,唱腔音域很窄,大都在三度中徘徊,再用大量的堆字,每句少则十几字,多则二十几字,着意表现梁山伯身患重病,命若游踪,怨愤郁积,急欲倾吐的情状。她演《宝玉哭灵》,同是哭诉和悲痛,唱腔却迥然不同。音域用得较宽,堆字也少。悠长的声腔中间以频繁的顿逗,表现出贾宝玉悲痛欲绝,肝胆俱裂,呼天号地,哭诉气噎的情状。她不管演什么戏,逢唱必改,决不图方便套用现成曲牌。她几乎将所有曲调的音域都作不同程度压缩,大都限制在八到十度内。她认为唱戏不是唱歌,一个人的嗓音不可能高中低都十全十美。要让观众自始至终都觉得美,就应该充分发挥自己最有光彩最轻松自如的那部分嗓音。有人嘲笑她嗓音差唱不高,她毫不在意。其实,在她认为需要时,她也可能放声高歌。


 

扬剧曲调非常丰富,约有一百种左右,金运贵只用二十多种。每用一种她都反复揣摩,直至入肉入骨。然后便在原曲调的框架中延伸变化,不断改革,既保持原曲牌的特点,又有了创新。在一部戏里将数种曲调反复吟唱,对音乐风格的统一,对加深观众印象,无疑是极有好处的。为什么许多第一次听金运贵演唱的观众能留下难忘的记忆,这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一九五四年,田汉同志到镇江看了她的戏,赞不绝口,说:“金运贵同志的唱腔,是扬剧中最具特色的一个流派。”也许就从此时起,人们便用“金派唱腔”取代了“金调”和“自由调”的称呼。

   

党的关怀,群众的爱戴,同行的尊重,渐渐溶化了她用冷漠和高傲铸成的装甲。她变得热情而爽直。


 

演出前,她笑嘻嘻地拍拍管服装道具的人的肩:“少爷,我的东西呢?”不再象过去板着脸。若有年轻演员和她配戏,她总要上去开开玩笑:“啊呀,你化起妆来这么漂亮,待会上台我老太婆可没地方站了。”几句话便打消对方顾虑,排练时她总准时进场,并按导演的要求精心准备,她改动的唱词都让导演过目。


 

那次从里典到六合,几十里水路逆风顶流,她不顾同志们的阻挡,上岸和大家一起背纤,太阳烤得人发焦,纤绳咬着皮肉,脚上的血泡粘结住鞋袜,真是一步一钻心疼。她的衣服全汗透了,大家催她上船,她不,她和大家一起哼号子,一起骂天骂风骂水,一起哈哈大笑,她累坏了,心里却有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舒服。一根纤绳将她和大家的心串在一起。


 

一九五九年,她在苏北泗阳演出《借子》,上演前突然胃痛,大家惊慌地看着她。她摆摆手:“没关系,忍一忍就过去了。”说完一笑上了场。


 

一段戏唱下来,胃部似被刀捅针戳。她不由手捂腹部弯了弯腰,接着一阵恶心,一股热腥直往上涌,她忙侧过身,咬牙闭嘴,口中随即溢满粘稠的液体。她知道这是血,不能吐在台上,也没机会下去,一段过门后就该她唱了。她使劲一咽,喉咙口咕咚一声,跟着吸了口气,接上过门又唱起来。好不容易唱完这段,腹中又一阵翻江倒海,胃血再次上涌,她觉得块挺不住了。四肢乏力,身颤腿软……。不能倒下!她命令自己。又用更大的狠劲咽下口中的血……当第三次胃血上涌时,她已两眼昏花,头脑晕眩,难以支撑了。但她仍闭紧嘴,直到大幕完全落下。终于瘫在台上,哇地一声大口大口吐了出来。此时台下观众掌声如雷,人们交口夸赞:“唱得太好了!太好了!”但金运贵早已人事不省。


 

全团都慌了,立即派人去找医生,立即打电话给淮阴市要救护车,偏偏救护车坏了,剧团领导当机立断给几百里外的局领导挂电话,局领导立即找市长。市长亲自下令,立即派医护人员乘汽车飞奔泗阳。


 

金运贵的病治好了,她激动得直哭:“旧社会我几次自杀,吞过鸦片,吞过火柴头,侥幸留下命,却留下这病根。是共产党让我做了人,是共产党再一次救了我的命啊!”


 

此次病后,为了照顾她的身体,为了让金派唱腔后继有人,组织上让她担任学员班主任,她为学员可算是掏出了一颗心啊!学员有进步,她自己掏钱奖给水果糖。学员不长进,她说:“我恨不得把你们的头砍下来往肚里灌。”那时是国家困难时期,学员吃不饱,她常给学员送吃的。一次演出,一个学员忘了带道具娃娃,她赶紧回宿舍抱枕头代用,天黑摔了一跤,膝盖跌破了,她一瘸一拐走回来,没吭声。散戏后将那学员骂了一顿,不是为了自己摔跤,是为了让她记住教训。

   

……往事历历如云烟啊!金运贵看看表,撕去那最后一张日历,又挂上崭新的一本。……一切都过去了,功劳苦劳或徒劳。如今竟成了罪人,一股冤屈从胸中涌起,她颤抖着打开日记……


 

她永远记住那一天。那是个火辣辣的下午,一个造反派突然摘去她佩戴的毛主席像章:“你这个牛鬼蛇神,还想戴这个!”她要辩解,不让她开口,人人远避着她。顷刻间她从人变成鬼,她委屈地哭了一夜。没过几天,一个学员偷偷送了她一枚,她激动得满脸流泪,以为误会快解除了。可是不久她便剃了光头,挂了牌子,她不服,犟得很,于是被打,轮番批斗。那些揭发她的材料令她愤怒。旧社会的事被翻出来了,旧社会的谣言成了铁证,还有日常生活中许多她记不得想不起的事和话被抄在纸上贴在墙上。她没法辨,只好“顽固不化”梗着“花岗岩的脑袋”死不开口。她吃足了苦,残酷的体罚和精神折磨,严重损害了她的身体。


 

那天她写检查,两个小学员在门外说肚子饿了,她竟忘了自己当时的情况,捧出麻油散子。谁知那两个学员竟对她眼一瞪跑了。她顿时呆住了,散子掉在地上,这就是过去亲热地叫她“金爹爹”的学员吗?她的心一阵痉挛。她经过那么多批斗、挨打、罚跪,“架飞机”,从没当场哭过,这回却顿时痛哭了。她又一次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是天变了吗?不,不,共产党是好的,我是真心爱党的,否则五六年我写入党申请干什么?那么,我真是坏人?


 

一九五三年,当时领导要取消她的票头,说是剥削,她想不通,不答应。于是领导取消她参加华东戏曲会演的资格。为此她深深后悔过,但这算反党吗?


 

一九五九年,领导动员艺人自愿献服装,不献就是落后,她一赌气,不是说自愿吗?我不自愿!结果挨了批评,一年后还是“自愿”献了。这就是反党吗?


 

一九五七年她在一次会上说:“……说我今天生活比过去好是空话,那时我的钱比现在多,不过今天是光荣的,自由的……”我说的是事实啊!这也是反党?


 

是的!我平日说话太直,常伤人感情;爱发牢骚,常使领导为难;爱着男装,喜欢让青年演员叫她“爷叔”,让小学员叫她“爹爹”,还有……但这些和反党有什么联系?


 

军训式的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结束了,此风如刀,割裂肌脊,大地一片冰封雪冻。苍老憔悴的金运贵在雪地上一步一滑,从几十里外的山村回到城里孤寂的家。隔天一早便不顾疲累串街走巷,走访好友。接着又直奔扬州。她要让大家看看,她还活着,她逢人便说:“我是好人!我不是坏人!我的的确确是好人啊……”说的听的全都声泪俱下。那时她的确害怕了,旧社会她受难时,还能唱戏,还能得到观众的同情和帮助。可在文化大革命中,扬剧被禁绝了,往昔的观众远离了她。她实在受不了啦!离开观众,离开艺术,她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然而观众并没有忘记她,她邻居一家老小依然唤她“金爹爹”,路上依然有人尊称她“金先生”。她被监督劳动,到人民电影院检票,热情的观众奔走相告,赶来看望,竟将马路挤得水泄不通。她解除隔离住回家,仍有戏友请她吃饭,她觉得欣慰。心里不由升起一股期望。


 

一九六九年,“上山下乡”运动全面展开。金运贵因年过花甲,孤寡一人。得到暂时解脱,她又做起唱戏的梦。尽管当时镇江市扬剧团被下放句容改唱京剧;尽管当时一切地方剧种都无声无息。她坚信扬剧是禁绝不了的,解放前国民党就禁过几次,每禁一次扬剧发展一次。


 

她的确胆大妄为,刚松快几天便悄悄议论那个女人。他说:“我二十年代在上海唱戏时就知道她,她叫兰苹,什么东西?当时她的名声还不如我哩……”又说:“世上最毒妇人心,历朝历代的江山多少都坏在女人手上……”幸好,听到此话的戏友都绝对为她保密,同时也提醒她小心。


 

谁想得到,她又开始考虑她的唱腔了,还常和戏友商讨。她注意观摩“样板戏”,倒没有象如今有些人一样将它看得一钱不值。她想日后也演个英雄,她虔诚地遵从“学英雄、做英雄、演英雄”的训导,争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她还置办了全套理发工具,学着为邻居们理发,她从心里认为自己需要改造世界观。


 


 


 

……风停了。一九六九年的除夕夜死一般沉寂。金运贵写着写着神思恍惚起来,觉得胸中郁闷,头昏耳鸣。她停住笔,放下写了一半的日记,然后点燃一支香烟……


 

她又盯视那只相框,不由想到上海。已经三年没回生她养她的上海啦!上海有她的观众,有她的义女,还有那个一直住在义女家与她情投意合的张太太,应该回去一趟!先写封信吧,告诉他们我到上海过春节……


 

信写了一半,她全身瘫软,手已不能自主,心中象堵住石头,石头下还汹涌着波涛。她实在支撑不住,便头枕被子横躺在床上,胃部一阵痉挛,她头一歪呕吐在床上,歇一歇……歇一歇再……,也许她这么想过。于是便在这漫漫长夜中很沉很沉地睡去……


 

清晨,当邻居发现她时,她极短暂地最后看了一眼这个世界。她对面的桌上,放着一封没写完的信,还有篇没记完的日记。墙上那极显眼的相框下,挂着一本新换上的日历,那上面印着鲜红的字:一九七〇年一月一日。元旦。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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