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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在几年前，我们急切地希望物色一个可供剧团上演而又在思想内涵和艺术品位上都属上乘的剧本，石玉昆导演向我们推荐了发表在83年《江苏戏剧丛刊》上的一个京剧改编本《 王昭君》。这是我省已故戏剧 家江蛰君先生根据曹禺大师话剧原著改编的本子。玉昆同志告诉我们，这个本子 曹禺先生看过，并且说了“江本很见功力，赞同江苏上演”的话。这个建议使我想起早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的1978年，从《人民文学》杂志上喜悦地捧读曹禺大师的话剧新作时的情景。那个向人性与自由遭扼杀的悲惨命运挑战、敢做敢为地重新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 王昭君，那个愿以民族团结为已任、不畏艰险远嫁异域的 王昭君，第一次以昂首阔步、春风满面的形象向我们走来。那饱醮浓郁诗情描绘的民族和睦、天地同春的瑰丽画卷，令人神往而动情；那充满音乐美、意境美和深邃哲理的诗化语言，更让我击节吟诵，意兴遄飞。在刚刚从十年浩劫的噩梦中醒来的早晨，一位备受人们崇敬的老作家，向我们奉献出这样的新作，是多么让人欣喜让我赞叹啊！现在，一个忠于原著而又在戏曲化方面作了有益尝试的京剧改编本摆在我们面前，把这个未上演过的本子搬上扬剧舞台，既可以借重大师的力作为扬剧舞台增辉，又可完成前辈长者江公未竟的遗愿，于是我们积极地酝酿着这个戏的投排工作。

　　当我们就此广泛征求意见，深入进行论证时，一些专家学者在肯定这一选题的同时又指出，这部剧作毕竟写作于刚刚摆脱“四人帮”的的文化专制和创作禁锢不久，作家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不能不受到历史的局限，现在简单地照搬照演未必妥当，而重新改编难度也相当大，要投入更多的气力。这使我们面对一个严肃而非常富于探讨意义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全面、正确地评价这部剧作？我们应该如何接受大师为我们创造的这份艺术财富？时至今日又应该怎样更好地把大师的力作重现于舞台？  

　　于是，我们两上北京，除了向文化部和全国剧协领导汇报，向北京的专家学者请教外，我们还希望能直接拜望大师，得到他的指点。但大师正在病中，他能不能接见我们呢？多亏了全国剧协领导同志的帮助，我们到达北京的当天，便如愿以偿地得到一个令人欣喜的通知，曹禺大师同意接受我们的拜望，约定第二天（六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在北京医院病室内见面。当我们按时赶到医院时，大师已让秘书在医院门外迎候我们了。秘书告诉我们，先生前一阵健康情况很不好，近来好些了，他一般是不接受探视的，但听说江苏的客人远道来了，特地和医生商量，把下午原定的治疗时间推迟一点，已经坐起来等着你们。果然，在病室门外，我们看到一块“谢绝探视”的牌子；推门而入，穿着条子布住院服的先生正端坐在椅子上，他微笑着让我们在他身边坐下，听我们简单表明了来意，就以平缓而亲切的语调说话了：“《 王昭君》是周恩来总理让我写的。那是1961年春天，周总理和我们文艺界的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开一个座谈会，谈到乌兰夫同志向他反映，在包钢蒙族青年要找一个汉族姑娘结婚不容易。总理说，要提倡汉族妇女嫁给少数民族兄弟，不要搞大汉族主义，古时候不是有个 王昭君吗？他指着我说，曹禺，你就写 王昭君吧！他还建议大家举杯，预祝《 王昭君》早日问世。我理解，总理让我写 王昭君，是要歌颂民族团结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在平静的叙述中，老人的回忆是深情的。大师对总理的嘱托，是永远难以忘怀的。他听说我们准备把这部戏重现于扬剧舞台，感到欣慰。他说，你们要挑一个好演员演 王昭君。当我们问起大师对我们的改编工作有什么要求时，他想了想，回答说：“ 王昭君我没写好，老是乐呵呵的，没有矛盾，你们要改一改。”我当即问大师：“是不是指 王昭君远嫁匈奴的内心矛盾和她到匈奴后怎样卷入矛盾之中？”大师回答我：“是的。”这时候，大师突然说了句：“我快要走了，我的时间不多了……”一时我们不知该用什么话宽慰他，只是重复着：“你会好起来的。”大师用和善的目光看着我们，又轻轻地、慢慢地说：“我八十六岁，快要走了。”我这才明白了，这位毕生执著于戏剧事业的老人，在他“蓦然回首”的一刹那，有着多少对这个世界的深深眷恋，也许他觉得还有多少事等着他去做，还有多少对于事业的未了情，而现在，他只有满怀期冀地把这些交付给后人……我顿时感到心头上沉甸甸的，肩上也沉甸甸的，我们能无负于大师的殷殷嘱托吗？我们向大师说，一定全力以赴把戏改好演好。最后我们不无踌躇地请求大师为我们题写一个剧名，大师毫不迟疑地答应了，说：“我现在就写。”这时一旁的秘书笑着说：“曹老，给你作治疗的医生已在门外了，是不是明天再写吧？”我们很不好意思，忙说：“耽误你治疗了，随便什么时候写好，寄给我们吧。”后来，我们回到南京没几天，就收到了大师亲笔题写的剧名。白秘书在信里说：先生一口气写了好几张，挑了一张最好的寄给你们。我们看着这幅写得非常工整非常遒劲的题字，有着他的签名，还盖着鲜红的印章，说不出有多感动。一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巨匠，一位正在病中的老人，竟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注着江苏的一个地方剧团，关注着扬剧《 王昭君》的问世，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扬剧《 王昭君》的改编工作是从认真研读大师原作入手的。我重温了78年初读剧本时的那份愉悦、那份激奋。首先，我触摸到了大师那毕生为人民而歌的火热的心，他一生为我们留下了九部大型话剧作品，《 王昭君》是他的最后一部剧作。他始终是听从时代和人民的召唤，而《 王昭君》中又溶入了他对周恩来总理的深切怀念。他几乎是以一种炽烈燃烧的感情写下了《 王昭君》。在这里，一位人民的艺术家倾注了他对人民的全部深情。同时，我强烈地感受到大师长期来对诗化现实主义的美学追求，他根据史籍中关 于王昭君的有限记载，以唯物辩证史观，还 王昭君以历史本来面目，又吸收了流传民间的许多动人传说，融铸着民间文学中特有的浪漫主义情愫，使之成为一个兼具历史真实和理想色彩的崭新艺术形象。他 从昭君自愿请行出塞和亲，并促成了汉匈边境长达50年的安定局面这一历史佳话中，开掘提炼出民族和睦友好、神州天地同春的诗意题旨，并创造性地以《长相知》的主题歌，画龙点睛地聚焦了人间情爱和民族凝合这一哲理精义，从而使历史的神髓和现实的呼唤达到了诗意的统一。他还以灵动多彩的笔触，把众多的人物性格诗化了，把戏剧冲突诗化了，把剧中的意境和氛围也诗化了，我们称《 王昭君》为一部剧诗，是一点也不为过的。大师早年从《家》的创作就开始的这种戏剧诗品位的探索，在《 王昭君》中跃升到一个新的层面，这是一位艺术巨匠极具个性的艺术坐标，也是戏剧创作中极富开拓性的艺术境界。重读话剧《 王昭君》，使我又一次走近了巨人，走近了巨人那饱满激情、充满智慧、流溢才华的诗心。

　　对于历史局限在剧作中留下的印迹，在今天重新审视时，格外觉得大师本人嘱咐我们“改一改”的虚怀若谷和清醒明达。多年来，曾有若干评论认为： 王昭君“写得太高了，失之于理想化了”，“后半部戏对 王昭君和呼韩邪单于的爱情波折，都缺乏一定的历史真实感，令人难以信服”。还有许多围绕温敦这个人物的争议，认为将其写成小人播乱是不妥的。这些评论，确实是颇有见地的；所指出的问题，也确是十分重要的。但我想，我们决不能因为这些遗憾，而无视这部剧作的巨大政治贡献和卓越艺术成就，把这样一部在重塑 王昭君形象上已跨出决定性一步的作品，简单化地归入大师的“非代表作”，而束之高阁，而应该像大师寄期望于后人的那样去努力“改一改”，在大师原作的坚实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进步，有所出新。

　　这样，在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和许多专家学者的帮助下，特别是在曹禺大师的精神感慨召和具体指点下，更有江公京剧本在戏曲化方面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我尝试着在话剧原著和京剧改编本的坚实基础上，按照新的理解和要求，对 王昭君和其他一些主要人物的思想脉络和行为逻辑，给予了重新定位。力图使人物的塑造达到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契合，使 王昭君的传奇性经历，有一个清晰可信的发展轨迹。同时对全剧的矛盾冲突给予重新定性，温敦这个人物的处理，作了大幅度的调校。在戏剧情节和戏剧结构上，试图通过改造和整合，把过密的事件加以精简，突出有助于塑造 王昭君形象的主要事件，并在后半部戏中努力使主人公置于矛盾之中。在整体把握上，贯穿着把男女主人公的感情纠葛、心灵撞击与交融作为全剧的主体，希望写出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发展史。此外，尽可能使扬剧《 王昭君》戏曲化、扬剧化，并注意到剧作的文学品位和诗化风格。这些尝试这些探索，在现在已经搬上舞台的改编本中，还未能尽如人意。但人们却给予我们许多鼓励，还有更多的期许。使我们深深遗憾的是，在我们首次揭开扬剧《 王昭君》的帷幕时，曾经给予我们以深情关注和殷切期望的曹禺大师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他未能听到在扬剧舞台上重新响起的那首《长相知》了，我们只能在首演的节目单上，以无限悲痛的心情印上一行字：谨以此剧纪念戏剧大 师曹禺先生！我们希望，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把扬剧《 王昭君》搞得更好一点，以告慰大师在天之灵！